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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產黨員網:“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”(上) ——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

時間:2017-01-12
來源:共產黨員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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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采訪對象:戴明,1952年生。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,1969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,住同一孔窯洞。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,曾做過教師、科技副縣長,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,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(正處級)任上退休。

  采訪日期:201666

  采訪地點: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

  采訪組:戴明同志,您好!1969年,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陜北的梁家河村插隊。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陜北去的原因。

  戴明:知青插隊的背景,簡單來說,就是席卷全國的“上山下鄉”運動。我們當時都在學校上學,毛主席發出號召:“知識青年到農村去,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”這個號召一發出,每一個人都必須積極響應。實際上,我們當時也談不到“想去”或者是“不想去”,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,把我們都卷到里面了。如果我們不響應號召,那肯定不行。如果不走,居委會的老太太、學校的老師、革委會的工作人員,就會天天找上門來談話,動員我們下鄉插隊。

  根據國家安排,我們那一批知青,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陜西。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,還是去陜西好?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:“當然是陜西好!陜北可富裕了,條件很好。婆姨都不上山勞動。”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,就是因為他們在陜北工作的時候,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,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。而且,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“南泥灣,好地方,好地呀方,好地方來好風光……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”。所以,他對我說:“你肯定要去陜北。”

  那一年,我不到17歲,近平不到16歲。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,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。

  采訪組: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,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。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?

  戴明:還有些印象,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。我們是113日出發的。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,當時一看,好家伙!人山人海,擠都擠不動。有知青,有來送行的家人,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、軍人、車站工作人員,整個站臺擠滿了人。當時,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,但因為人太多,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。

  我們乘坐的“知青專列”能容納一千多人。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的時候,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。有這么多人送我們,場面這么隆重,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,覺得還挺光榮的。可列車一開動,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,不光女知青哭,男知青也哭。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,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過遠門。

  多年以后,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。他說:“在去延安的專列上,我記得很清楚,那是1969年的1月份,全部都哭啊,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。就是我在笑。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,你怎么還在笑啊?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,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,我走這不是好事嗎?我哭什么呢?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。

  “知青專列”從北京出發,經過河南,過黃河大橋,沿著隴海線,一路到了西安。沒換車,火車又開到了銅川。抵達銅川的時候,已經是晚上了。

 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,吃過饅頭、咸菜,之后就準備出發了。出發的時候,天已經亮了。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,那個卡車還不錯,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。我們把行李卷、箱子都放在車斗里面,人都坐在行李上,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。

 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。我們上車的時候,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: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,黃土滾滾,鋪天蓋地。當時看到那個情景,我們都很興奮。等到上車走了半天,凍了一路,吃了一路的土,我們也就不興奮了。

  就這樣,一路顛簸到了延安。下車的時候,我們身上全都是土,變成一個個“土人”了。天已經黑了,我們住在一個學校里。經過一天的顛簸,知青們非常疲憊,有人就把桌子一拼,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。我睡不著,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。那時延安城特別小,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。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,是個二層樓房。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,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,寒風一吹,燈罩“啪啦啪啦”地響,燈光一閃一閃的。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——“原來這就是延安”,心里涼了半截。

  接下來的一天,我們繼續坐卡車,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,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,全都是盤山路,在塬上繞來繞去,走了很長時間。遇到比較好走的路,車一開快了,又很冷,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里灌進來。我們就把口罩、棉帽子都武裝上了,有什么都往身上裹。

  從這里開始,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,車越來越少了。每到一個地方,就有一些車停下,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。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,怎么越走車越少?我們怎么還不到地方呢?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,以為快到目的地了,沒想到走了那么久,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,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。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,最后滿眼都是黃土飛揚,卡車只剩下幾輛,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。

 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么說話,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,一是疲勞,二是忐忑,我們都蔫了。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,總也不到地方。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,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:“師傅,你是不是走錯了?”司機說:“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,走不錯的!”

  我們終于到了文安驛公社。下車的時候,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。一下車,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《毛主席語錄》,一條白毛巾。

  吃過飯,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里等著我們了,負責人一念名單:某某某,哪個生產隊的,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。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,領著我們就走了。

 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,給我們拉大件行李。其他十幾個人,把我們的行李背上。村里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,什么都不讓我們拿,行李都是他們背。我們就拎點小件,有的連小件都沒拎。

 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,我把被褥、隨身物品全都裝到里面了,箱子很沉。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——一個名叫“會兒”的小伙子,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。

 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。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里面,山溝窄的地方,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。終于到了梁家河,“會兒”已經累得不行了,我去拎我的箱子,他跟我說:“這是你的箱子呀?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!”

 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,坐高鐵就幾個小時,當天就能到。坐飛機當然就更快,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。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。

  采訪組: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后,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?又是如何適應的?

  戴明:到了村里,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,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,也叫“前隊”。近平和我們五個人,分到二隊,也叫“后隊”。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,都在一起。我們后隊六個男生,沒有女的。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,男女比例不均衡,人數也不均衡,想重新分配一下。

 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,就跟他說:“沒關系,我們不要女的!”

  隊長說:“你們不要女的,誰給你們做飯?”

  我們就說:“隊里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!”

  隊長說:“做飯的工分誰給?”

  我們就說:“你們隊里給出工分嘛!”

 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,就應下了。就這樣,我們后隊的六個“和尚”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里。張太平人很聰明,有文化,而且能說能干,所以村里讓他當我們的房東,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。后來也確實是這樣,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。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,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。

  但是,光明白道理,光有知識也不行,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。

 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“跳蚤關”,這對我們知青來說,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。陜北那個地方,像貓啊,狗啊,豬啊,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,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里面跑,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,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。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,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,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幸免。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,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里,實在擠不下,門口外面再坐幾個。人擠人,人挨人,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。

  跳蚤一咬,身上就起包,癢起來非常難受,抓來抓去的,皮膚就抓破了。但到后來,我們就習慣了,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:燒一大鍋水,把衣服燙一燙,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。

  一開始,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。當地的廁所,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,四周一擋,就是廁所了。廁所又臟又臭,冬天蹲在那里,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;夏天,蚊蠅到處都是,所以我們在那里,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,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。像我們現在這樣,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、玩手機,一坐就是半個小時,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。在陜北農村,洗澡也比較困難。淋浴當然沒有。冬天,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,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。天氣轉暖之后,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,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。擔水要走十幾分鐘,我們剛來,還不怎么會挑水,為了圖方便,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。雖然穿著游泳褲,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,說大小伙子還光腚,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。

  對于吃的東西,我們也很不習慣。不過,我們剛去的頭兩天,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,伙食還可以。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,老鄉盡量給做好的,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。有玉米面饃饃,有豆面饃饃,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。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,很眼饞。當然,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。

  后來,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,伙食就更差了。當時我們十六七歲,正是長身體的時候,每天吃野菜團子、黑米糊糊、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。有時候,我們能吃上小米飯,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。但小米飯太干了,感覺沒法吃,一嚼起來滿嘴竄,咽不下去。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,晚上睡覺的時候,躺在炕上,我們就聊吃的,越聊越餓。

  到了春節,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,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,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。那頓飯真不錯:有八大碗,有各種菜,還有炸酥雞。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,我們都驚嘆: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?

  正月十五過完了,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,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。我們當時還奇怪,人都哪里去了?很快,我們就知道了: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,從這里走到銅川、西安,沿路乞討。

 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,非常震驚,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梁家河的老鄉,自己肚子都吃不飽,甚至還出去要飯,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。這些事情,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,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,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,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。

 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,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。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,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,其中有玉米、小米。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,有時柴燒光了,玉米碴子還沒熟。在這種情況下,我們就得吃夾生的。沒有菜,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,我就硬著頭皮去要。因為陜北很缺菜,老鄉也很困難,他們的酸菜都很少,但是我們知青去要,他們還是會給一些,有時候能給一小碗。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,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,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,勉強把肚子糊弄飽。

 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,他說:“長時間吃不到酸菜,還挺想。”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,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,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。

 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,是因為柴禾不夠燒。打柴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。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,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。老鄉能上去,我們卻上不去,即使上去了,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。這種柴很好,耐燒,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。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,一摟就是一大捧,看著挺多的,回去填到灶臺里,一點火,那火“呼隆隆”地響,幾分鐘就燒沒了,結果鍋還沒燒熱,茅草已經燒光了。我們一看,這不行啊,今天沒燒的了,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,于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。結果,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。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,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。

  有一天早上,我們不起床了。隊長來問我們:“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?”我們說:“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。”隊長問:“那你們怎么不做飯吃?”我們說:“因為沒柴燒。”隊長說:“這可得想個辦法,別把娃餓壞了。”于是他就批準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,那個很好燒。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,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,解決了燒柴的難題。

  在那個時候,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:陜北很苦,延安更苦,延川極苦,梁家河最苦。(未完待續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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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”(下)——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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